苏秦、张仪为什么能满世界忽悠?它背后有何深层次的社会逻辑

苏秦、张仪为什么能满世界忽悠?它背后有何深层次的社会逻辑 第1张

在战国时代,我们会看到一种很奇怪的社会现象,那就是各国之间的人员和人才流动十分随意。譬如吴起就是卫国人,先效力于鲁国;后来在魏国大放异彩,最后又到楚国主持变法;譬如商鞅,生在卫国,在魏国没有得到很好的政治机会就转投了秦国;譬如苏秦和张仪,在各个国家之间来去自如,身份随意转换。

这些人就像我们今天的自由职业者一样,他们活得很随性,也很自我,只要工作和待遇不满意,跳槽简直就是家常便饭。

而且,这样的群体覆盖面很广,游民、逃犯、武士和知识分子几乎都在此之列。他们在各国之间肆意流动,朝秦暮楚,敌我界线很模糊,甚至可以同时在不同的政治阵营之中身兼数职。比如苏秦、张仪等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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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么,为什么战国时代的人可以到处见人说人话、见鬼说鬼话,而且大家还默认这种状态呢?比如张仪分别在秦国和魏国当过国相,在秦国的时候,他忽悠秦国猛打魏国,后来在秦国失宠了,魏国一点也不介意,照样好吃好喝招待他。战国时代,只要大家不像商鞅忽悠魏国王子或张仪忽悠楚怀王那样把事做绝了,基本上只要你确实有点才能,基本上到别的国家都会得到聘用的。

这和今天某圈的感情关系有点类似,谁是谁的前任不重要,重要的是你确实有几分姿色!

有人说,这种不计前嫌是文化上的包容、气度上的恢弘,是令人向往和膜拜的古风。但实际上,这样一种社会风气破坏性极大,尤其是对政局稳定和权力巩固。所以,在秦朝统一天下之后,这种作风基本上都是不被允许的,也没有大面积出现过。

即便是在重文抑武的两宋,知识分子的命运和自由都没有战国时代这么璀璨。两宋由于宋太祖窃取了柴荣家孤儿寡母的家产,心里过意不去,也不太踏实,既明文规定后世皇帝要厚待柴氏子孙,还规定刑不上士大夫。而且两宋几乎就没杀过几个大臣,对知识分子的待遇、薪酬也是从古至今最顶级的。但是,对于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各种流派人士来说,他们的流金岁月还是战国时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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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呢?是战国时代的政治比较开明吗?是战国时代的君王比较厚道吗?是战国时代的人性比较淳朴吗?显然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想多了。

要理解这个问题,必须从一种市场经济的角度去理解!什么样的情况下,才会允许知识分子这么为所欲为,不受后来那些普世道德和规则限制呢?也就是说,什么样的人和东西才有资格任性呢?

答案是显而易见的,卖方市场的东西才有资格挑三拣四、任意妄为。在战国时代,那些散落民间的知识分子、有一技之长的人就是处于一种卖方市场,供不应求,所以他们不太受市场规则的限制。

这也是历史滚滚向前的一个必经的阶段,是人才觉醒、生产力爆发的一个必要的环节。没有这一茬,就不会有后来历史的大气磅礴和波澜壮阔,也不会有后来历史种种圈内文化和各种圈子的无限内卷。战国时代是一个开放性市场,缺的是资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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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周朝发明周礼之前,人类处于部落时代,基本上是一种自由市场也就是原始市场,各种市场行为全凭意愿和实力支配,我想揍你,而且也有这个实力打趴你,那就可以揍你,没有那么多为什么,因为老子愿意。

但是,周礼问世之后,权力和政治游戏的门槛开始被设置起来,以前这个游戏系统,大家是裸奔,现在各种各样的杀毒软件和防火墙了。什么样的人才能玩、什么样的规矩大家都要遵守、什么样的行为才能升级有效,都开始有了相应的规范的。这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权力游戏慢慢进入了规范市场。

但是,任何制度刚刚开始设置的时候,其实都是粗犷的,就和任何一个系统一样,随着运行一段时间,总会被发现漏洞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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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秋之前的政治游戏其实就是简单的贵族游戏,甚至连这个游戏的外围活动,比如打仗,都得是有一定身份和条件的人才能参与。

还记得封建时代的基本结构吗?周王朝的老板叫天子,然后分封的各个国家老大叫诸侯,诸侯再把自己的邦国分成若干采邑,小老板们就叫卿(大夫),这些人才是真正权力游戏的组织者,剩下的全部都只能是看客。但是这些统治者不可能事事亲力亲为,他们需要一帮子人去落实日常的经营管理,这帮高级打工仔就叫做“士”。

是不是很简单的结构?三级承包!三级垄断!简单粗暴、等级森严地玩自嗨游戏。

这种市场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情况下,还是能够维持稳定的。就好比现在很多落后的地方,很多市场和规矩都是提前划分好的,这一片归你,那一片归他,一般人没有能力打破这种市场规则,要想在那里混口饭吃,就必须要接受那种潜规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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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市场规则容易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恶性后果呢?那就是富者恒富,弱者恒弱。

如果你一出生不是贵族,你基本上是进不了权力市场的。不是明文规定你不能玩权力游戏,但是有各种门槛摆在那里,你对号入座地比较一下,就会有自知之明地明白自己的归宿在哪里。

比如,玩那种高级游戏,需要智商在线,需要有很强的专业能力,需要充分理解游戏规则,需要能适应那种游戏环境,但是,普通老百姓连如何填饱肚子都要绞尽脑汁,哪有机会和心思去琢磨那么遥远的游戏呢?

其实,大多数人都是活在当下的,只要眼前的日子过得不轻松、不宽裕,基本上就没有心思和能力去做更美好的憧憬了,

即便你几代人含辛茹苦、省吃俭用,供出了一个脑子很好使、知识很够用的人,你还得想方设法地去搭桥铺路,去自我证明、融入圈子,头破血流的居多,展翅高飞的很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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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,大家会觉得,所谓的等级制度不是由来都存在的吗?当下的生活中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限制,也没见得有这么难吧?没错,现在我们觉得很多时候只要自己愿意拼搏,天空会飘来五个字,那都不是事。

这主要还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有关。打个比方,水在正常的情况下,都是从高处往低处流的,但是只要你能在低处给水施加足够大的动力,水也不是不可以往高处流。

在春秋时期及以前,社会生产力不够发达,导致很多民间力量和资源根本就冲不出去!这种市场是单向的、封闭的、死板的。

这种市场格局是不利于发展的,但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局限性,那个时代就是那样。各国之间、各个诸侯之间的综合比拼比的是什么,就是我们常说的“比谁家的孩子更有出息”。反过来,各个的贵族也是这样,比不了别的,就比哪个平台更优秀。

像秦国和楚国那样的边疆小国,最初都不过是不足百里的弹丸之国,而且远在中央文明的最外围,如果没有几代人的励精图治和机遇加成,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,也许没过多久就被旁边的大户给吞并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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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,春秋时期这种简单固化的社会体系有什么好处呢?那就是大家普遍都比较讲武德。制定规矩的人自然希望大家都守规矩,不想守规矩的人又因为实力不够,只能守规矩,所以,一眼看去,大家全部在循规蹈矩。

不肯击敌半渡的宋襄公被人嘲笑讽刺几千年了,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,也并不是完全是他的原因,而是因为那个时代的精神风气和行为准则制约了他。当时的战场规矩就是要堂堂正正、摆明车马,然后击鼓鸣金、来回冲杀。

其实我们不应该去嘲笑宋襄公这个人,顶多只是反思一下那个事件的本身。时代的局限性,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去打破的,当然,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打破的。更不是每一个人都认知到位的。

我们今天有很多女孩子穿着十分暴露,顶多只会招致一些非议和怀疑,太坏了,又引诱我们干坏事!她们肯定不是什么正经的女孩子!但是,我们把时光倒退,回到古代,看看是不是这种结果?不把你批成人尽可夫的牛鬼蛇神才怪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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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认知的偏差往往还是不可解释的,解释没用!你说若干年以后,大家都喜欢露个大白腿,没人会信你的。就像当时有人跟宋襄公说,后世有一种最经典的战术叫半渡而击,大家打仗都是这么打的,他自然也不会相信。

人在自己已知的环境中是很难跳出来的,宋襄公想象不了后来的礼崩乐坏,我们今天经受几年内儒家思想的浸泡,也理解不了苏秦、张仪那些人的朝秦暮楚。

春秋时期的社会结构就是那么简单,游戏规则就是那么纯粹,所以出了很多在我们今天看来很二的事情,其实也是正常的。

大家都守规矩,看起来人人都是君子,这就是春秋多君子的缘由。但那些君子一般都是贵族,因为只有他们玩得起,不会穷生奸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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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,这句话在任何时代都是经得起考验的。任何规矩都是一种君子协议,周天子用井田、宗法、分封、礼乐等制度统治天下其实就是一种贵族游戏,贵族基本上都是愿意当君子的。

贵族之间的君子游戏当然也不可能完全明令禁止平民的参与,只能是设置门槛来限制他们。咱这里最低消费8888,你要进来玩,先摸一下你自己的口袋,要自觉点,心里有点逼数。类似于今天的私人会所一样。

一套套复杂的礼仪、一出出难演的乐章、一篇篇晦涩的文章、一件件复杂的事情,你们底层老百姓想参与也可以,但是这些东西你们懂吗?不懂?不懂就乖乖回去学,就乖乖回去种地。

所以,春秋时期,贵族们张嘴闭嘴说的都是“礼”、唱的都是曲,唇红齿白两片嘴,吃的都是特供的粮食,平民们则心安理得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,这特么都是命!总体上,春秋时期还是比较稳定和和气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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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,到了战国时期,春秋时期的那一套“以德服人”就不管用了,礼崩乐坏了,因为生产力发展了,突破了,人们的能力、智力和需求、欲望也都突破了。

在人的骨子里,一定都是有一种基因的,那就是,但凡有希望当大爷,没谁愿意当孙子。一个人见谁都叫大爷,绝对是因为长期过得不好,心气没了、信心没了、骨气没了。

生产力发展之后,平民家的日子逐渐宽裕了,能养活的人越来越多,家里的余粮也越来越多,能给家人提供的专业学习条件也越来越多了,培养出来的各种人才也越来越多了。问题也就越来越多了。

第一个,土地和人口价值越来越大了,诸侯之间的默契和礼节开始不牢靠了。道理很简单,蝇头小利大家争来争去没什么意思,相互谦让一下,讲讲道理就完事。但是当利益的蛋糕大到一定的程度,绝大多数人忍不住了,必须霸占、抢夺。

第二个,诸侯之间的兼并越来越严重,导致邦国之间经常上演生死时刻,生存危机也被无限要放大了。打输了,啥都没有;打赢了,也要死好多人;平民和士兵作为作战主体,自然就会更危险了。

第三个,原来的社会底层在自身实力得到一定的发展之后,也会越来越不安于现状了。谁说我们天生就当不了大爷?谁说我们一辈子就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?都是两个肩膀抗一个脑袋,老子不服。

原来的“周礼”不再有很强的约束力,社会对生存的思考被“强大自己才是王道”所代替。

总而言之,生产力的发展给整个社会带来了一股暴戾之气,这股暴戾之气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,需要发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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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国时代的时代旋律就是各个国家和社会人都意识到了,必须要尽快地强大自己才能生存下去,所以对于任何可以强大自己的方式和机会都不放过。

像王室之间的通婚、有能力的大夫养士、国与国之间的结盟、利益驱动的背约、海纳百川地招聘等等情况都开始司空见惯了。

比如说非常著名的战国四公子(齐有孟尝君,赵有平原君,魏有信陵君,楚有春申君),他们就是这些事,用现在的话来说,就是要立自己的小山头,来确保自己的地位和安全。

在生产力发展的倒灌作用下,周朝原来的市场秩序被迫做出改变。原来关起门来各玩各的那一套行不通了,大家都得敞开大门来招贤纳士,相当于变成了一个开放性市场了。

但是,你打开门,就要那么多的资源往你家里涌吗?不太可能的。你还得去引导市场,告诉他们,什么样的资源是受欢迎的,什么样的平台是值得你们注入的。

战国四公子家里豢养了大量的“士”都包括一些什么人?社会闲散人员、逃犯、打手、读书人、手艺人等等一应俱全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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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说这帮“士”真能即插即用地发挥很大的实质性作用吗?并不见得。比如说齐国的孟尝君被罢相后,他的三千门客便瞬间树倒猢狲散了,只剩一个平时不太显眼的冯驩对他不离不弃。

但是,为什么战国时代从国家层面往下都要养士呢?这就是一个概率学的问题了。你不养士,士都跑到别人家里去了,别人反过头来把你给弄死了;你养士,也有可能养的全是一帮酒囊饭袋,但也有可能养到真正的人才,然后帮助你稳住大局、再攀高峰。

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意思就是,是不是真的能养到有本领的“士”其实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诸侯和贵族们必须要摆出一副求贤若渴的样子来,否则自己会死得很快。

这是一个开放性市场,也是一个倒逼出来的卖方市场,你认可不认可、相信不相信、重用不重用我,其实对于“士”来说,没有太多的压力,此处不留人,自有留人处。万一你错过我了,我一展拳脚的时候伤到你了,你也就别怪我了。

一人可兴邦,一人可亡国,这在战国时代特别常见,这种情况下,诸侯怎么敢不去赌?怎么敢太挑剔?所以苏秦、张仪之流才可以满世界去兜售梦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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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,这种原始的开放性市场,弊端也是很明显的,那就是各种审核机制和评判标准不健全,鱼龙杂混难辨真假,滥竽充数不知有无,很多别有用心的人可以大摇大摆地到处招摇撞骗。比如苏秦骗秦国不成功,可以去赵国,赵国还不行,可以去燕国。

张仪刚出来混社会的时候,有一次被毒打了,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问他媳妇,看看自己的舌头还在不?只要有那玩意出来,自己迟早能混出个名堂来。因为总有一个人会相信他,或者不敢不相信他。

这种开放性市场在现实之中也很常见,最大的问题就是,突然打开市场,没有市场门槛了(或者说门槛极低),大量资源蜂拥而至的时候,你是很难筛选和把控的。

像苏秦、张仪那样的人,在一个成熟稳定的市场环境中,他们是很难成功的。很多草创阶段的公司,最牛逼的业务其实就是做PPT,没事的时候自己骗自己,逮到机会就满世界去忽悠别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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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国时代的“士”,其实是那个时代的核心底层基础和资源,由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能力发生了变化,他们的功能角色在往上移,从而导致了整个战国时代的纷乱。此后,这样一个阶层,会一直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的,几乎每次历史动乱都少不了他们的影子。

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,这句话说的是一个“士”的四个阶段性目标。学本事叫修身;辅佐大夫们叫齐家;治理邦国叫治国。平稳天下叫平天下。

这些士因为宏大的理想、失灵时不灵但是效果显著的作用力,对社会格局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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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战国时代,他们都是国际主义者,都是放眼天下,他们辅佐你是你的荣幸,如果你不用他,或者没有用好他,那都是你自己的原因,所以他们背叛你也是理所当然的,而且有的是接盘侠。

而对于诸侯来说,其实很简单,但凡有得选,谁特么愿意用二手货?还是没有任何保障的二手货!但是,他们没得选,尽管她以前有好多情人,但是你自己连老婆都娶不上,你继续一个人给你生孩子,她说她愿意给你生、还信誓旦旦地说她能生,你拒绝得了吗?

最后说一句话,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,我们在阅读历史的时候,不要觉得历史太过于诡异,其实很多事就是因为吃饱了没事干。人只要有闲钱闲功夫,难免会弄出点动静出来,战国时代的纷乱本质上就是这么来的。

本文由 @admin 发布于 2022-08-06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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